李炜光:中国要成为“税率洼地”,才能争夺人才和资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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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原子智库(ID: AtomThinkTank)。头图来自:东方IC。

编者按:

税收是经济话题的长期热点。近几年,关于宏观税负的讨论一直很热烈,围绕“减税”目标的税制改革也在推进。中国宏观税负处于何种水平,企业和个人该如何减税,这些总能引起热烈的讨论。

最近,原子智库独家专访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,谈中国的税收。关于“营改增”反映出的税痛问题,李炜光解释了其中原理。他认为,流转税将是税改的方向,随着中国税制的规范化,减税应当成为常态。

以下为李炜光接受采访的关键内容。

1、我国宏观税负应该在35%到37%之间,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。

2、流转税直接取自于市场,每征一笔税都在影响企业,对高科技企业很不利。

3、增值税是现代工业的产物,长链条、多环节,层层抵扣,对发票管理要求很高。

4、营改增过程中,不能取得充分进项发票的企业,税费都会加重。

5、定个税起征点要把地区差异考虑进来,最好还要和通胀率挂钩。

中国宏观税负偏高,税收增长不宜过快

原子智库:感谢李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。“宏观税负”是近几年大家谈的较多的话题。李老师怎么看待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。

李炜光:宏观税负是一个中国概念。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有这样的说法,大家一般用tax burden(税收负担)这样的名词,在微观层面对企业和家庭进行测算。世界银行每年会发布一百多个国家的总税率,中国名列其中,处于较高税负国家的一组。

中国宏观税负的具体数字,税收学界有大口径、中口径、小口径的说法。小口径就是税收收入跟GDP相比,中口径是政府收入跟GDP相比,大口径是政府全部收入(也就是国家收入)和GDP相比。

按大口径来算的话,我国的宏观税负应该在35%到37%之间,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。降低宏观税负是2016年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决议,最高决策层做出这样的决议,应该是第一次。这也证明我国的宏观税负确实已经偏高。

原子智库:过去多年中国税负不断增加,主要的原因在哪里?

李炜光:中国现在的税种有18个,和过去相比没有增加,反倒有所减少,问题不是出在税种的设置。中国的税收以流转税为主体,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增值税,过去还有营业税。中国经济规模在做大,税收自然会增加。除了绝对数量增加,还有比例的上涨。

财政学里有个瓦格纳定律,传统落后的国家向开放现代的国家转型,财政支出上升是正常的现象。现在的中国和二十年前已经不是一个概念,支出必然增加。此外政府职能增加有时不完全和经济同步,会出现政府管事太多,职能部门增加过快、过大的情况,这也是经济转型国家面临的困境。

增值税设计严密,“营改增”可能增税

原子智库:在税负体系里,你认为最应重视的部分是哪里,具体是哪些问题?

李炜光:中国的税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。流转税的特点是,它跟市场关系太密切。流转税直接取自于市场,每征一笔税都在影响企业,影响市场。打个比方说,一些高科技、数字类、高智能企业,前期研发投入非常大,可能根本就不赚钱,这时你向它征税,不利于企业发展。再比如说增值税有一项,成本可以抵扣,人工成本不能抵扣。

高科技企业恰恰人工成本很高,设计师、程序员,和工程师的工资很高,人力成本在企业中能占到百分之六七十,可偏偏它不能抵扣。对于这种企业,增值税会显得税负偏重,不利于技术创新型企业发展。

原子智库:过去几年中国推行了“营改增”的税制改革。您如何评价这项改革?

李炜光:增值税是对商品流转过程中的增值部分征税。企业只承担增值部分的税收,剩下都可以转嫁出去。通过进项发票和销项发票相抵,大部分税负转嫁出去。从税制设计来说,增值税比营业税的设计更中性一些。营业税是全额,通过营业额乘以税率,直接就征收,税负容易偏重,还会有重复征税的问题。因此,营改增的转型方向应该是对的。

但是,增值税的设计是有抵扣制,这就带来一个问题,征税过程必须非常严格。以前的营业税是地方税,地方政府可以跟企业有妥协或默契,一些地方甚至实行包税性质的征收。

增值税出现以后就不行了。增值税是现代工业的产物,长链条、多环节,层层抵扣,各环节不能出问题。链条一断,税收链条就断,会影响收入来源。因此,增值税对发票的管理要求很高。

这么讲究的一个税制,再搞粗放的管理,就行不通。国家税务总局通过金税二期、金税三期工程,都加强了发票管理的问题。原来的那套游戏规则全破坏了。

原来有些企业家跟地方政府关系好,地方政府征税时放一马;企业搞两本账,进货、出货做点手脚,一些征税就不会征收。金税三期工程一推出,所有漏洞都有了,这就带来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,企业规规矩矩的纳税,实际的税负就加重了。严加税收征管,很多时候确实会增加企业税负。

原子智库:哪些行业受到的影响最大?

李炜光:建筑、餐饮和酒店等行业,很多项目事实上也没发票。比如说,建筑类企业的灰沙石料这种东西,都是从包工头那里进项,这就很难取得增值税发票。金融行业、保险行业也有很多没有发票的项目。不能取得充分进项发票的企业,税费都会加重。我们去调研营改增改革的时候就知道,有些行业的企业觉得营改增确实有减税,有些企业觉得税负在加重。

原子智库:您认为“营改增”的转型方向是对的,“营改增”客观上却带来征税从严,会加重很多企业的负担。那么出路在哪里?

李炜光:因此,要降低增值税的税率。原来17%的税率,在世界来看都是偏高的。当时定这个税率的原因是什么呢?当时征管水平低下,考虑到有逃税漏税,于是制定高一点的税率,好能保证国家的收入来源。

现在已经严加征管,就没必要征这么高的税率了。所以,第一步应该把增值税的税率降下来。中国现在增值税率分6%、11%、16%三阶,这不符合增值税的基本精神。未来中国的增值税应当逐渐过度到两档,甚至是一档。

原子智库:增值税税率应该降到多少才是合适?

李炜光:现在的16%实在是偏高,我个人比较倾向于10%、11%。当然,这不一定能做到,或者不能一下就做到,它可以逐渐过渡。重要的是要有大方向,从多种税率过渡到单一税率,较轻的税率。

另外,我认为企业所得税也过高。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是25个点,比美国重一些,英国是20,未来几年之内将达到17%,世界各个经济体都在减税,重点都放在所得税。以流转税为主的国家,税负也在往下减。

这几年美国就在谈减税,减税已是世界性的趋势。中国一定不要坚持高税率的政策。固守高的税率,就没法跟国外竞争。中国的税率要贴近于其他主要经济体,最好形成税率洼地,人才和资金才会往低处跑,否则中国自己的外资企业和本土企业也会往外跑。

个税边际税率太高,起征点要因地制宜

原子智库:去年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经历了比较大的修改。一个显著的变化是,个税开始朝综合所得税的方向发展。

李炜光:个税原来实行11个税目的分类所得税制,这种税制设计不是很严谨,后来逐渐向综合所得税制过渡,进展缓慢。直到去年,个人所得税的修法才有较大的改观,增加6项扣除,税率有所调整,并向综合所得税靠拢。

当然,现在还有一种说法,中国的个人所得税能否不向综合所得税制变化?为什么呢?综合所得税制,需要把所有收入来源归并到一块,一项一项扣除,这样的计算比较复杂。

每年的4月份是美国纳税申报月,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,美国人自己都搞不清楚,有时候还要雇佣会计师算,实际上也加大了成本。因此现在有一种建议,把资本性所得和劳动性所得分开,分成两大类,这叫双重个人所得税。此外,个人所得税的级差应进一步减少,边际税率应该减低。

原子智库:边际税率是个税部分里的“富人税”,争议一直都很大。你认为该怎么改?

李炜光:现在我们的边际税率45%,为什么设置那么高的税率?还是怕富人们太富。其实,这只让富人有强烈的不交税意愿。边际税率达到45%,只减一个无足轻重的扣除,仍然构成沉重负担,很多富人干脆不交税。

我们去调研发现,有的企业家说,我已经十年没交个人所得税了。他是一个著名的投资家,收入肯定很多,但是他可以通过一些方式,做到不交个人所得税。这里面就存在违规的风险,企业家把自己放在潜在罪犯的位置,一点保障都没有。

因此,我们希望把边际税率降下来。降到多少呢?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不过35%,我们要从45%降到35%,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更低。过高的边际税率有“劫富”的思维,而富人恰恰可能是投资家。

保护富人,保护企业家,其实保护我们这个国家投资和创新的来源。现在有一个观念上的问题,要让中产家庭税负减轻,其实也要大胆让富人的税负合理化。过重的税收不利于中国的投资和创新。

原子智库:最后谈读者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:个税起征点。个税起征点经过几次调整,似乎每一次调整都是在呼吁许久之后。很多人说,个税起征点可以和通胀率挂钩。

李炜光:个税起征点的变化非常缓慢,从一开始月收入800元到1600元,后来是3500,现在提升到5000元。如果在北京生活,这笔钱要租房子和吃饭,可能日子都过不下来。如果是中西部地区,可能就过得不错。未来中国的税制必须破除集权思维,要把地区的差异考虑进来。至少省级人大或政府要有这样的权限,根据本地物价指数,通胀率这些指标,测算本地经济水平,进而计算起征点,这样也许公平一些。

至于将个税起征点和通胀指数挂钩的提议,此前有人建议了很多年,没什么进展。我认为这种改革方向是正确的。英国个人所得税就是和通胀率挂钩,美国也有挂钩。中国的税制设计实行一刀切,这和国家的体制有很大关系。

原子智库:最后一个问题,李老师眼中理想适当的税制,应该是什么样,能否简单描述?

李炜光:简单描述,好的税制应该是中性的,对企业投资和创新,居民的生活都不会产生大的实质性负担。

西方人说,人生只有两件大事不可避免,那就是死亡和税收。税肯定要交,但应当建立普遍的轻税体制。将来中国不管以流转税为主,还是以所得税为主体,还是双主体,都要把这点放在首要位置。最近几年大家都在谈税负过重的问题,每年都在大力减税,可是两年后却发现税负更重,长此以往,经济很容易出问题。

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原子智库(ID: AtomThinkTank),作者:李炜光。头图来自:东方IC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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